■周桐淦
“桥牌高手”，民间往往有两层解读：一是棋牌桌上有高超牌艺的人；二是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高人。潘春林老师二者兼而有之，只不过，驰骋桥牌赛场，是从扬州师院调到南京工作以后的事情。
我与潘老师的深度接触，始于1976年暑假后的大二上学期。一天，辅导员通知我去语文函授组参加会议，我以为又是什么约稿之类的内容。中文系的语文函授组，实则上是《语文函授》编辑部，也是一个教研室的建制。“文革”后期，各类教学参考书奇少，苏北、苏中地区，甚至外省一些中学的语文教师，几乎人手一册《语文函授》，作为教学参考书的补充。去了以后才知道，该刊为了更“接地气”，特地增选两名在级学生参加编委会，74级的学兄班吉庆和我有幸入选。潘春林老师是函授组组长，相当于《语文函授》的主编，开场白就见出他的爽直和干练。他说，“调整后的编委会聘请了两位学生编委，不是来当‘花瓶’的，而是实打实干活的。任课老师介绍了你们的学业情况，班吉庆初审古代文学和汉语方面的来稿，周桐淦初审现当代文学和作文教学方面的来稿。”就这样，我们在潘老师的指挥棒下，以学员身份当起了兼职编辑。
第一次送审稿件就出了“洋相”。潘老师一份一份看完了我对来稿的大段评语后，很直接地说，这样不行。你是编辑，不是作文老师。要你决定的是所阅稿件用还是不用，或者改后再用。审稿不需要你写作文批语，况且，你们是学生，兼职编辑，不能无谓占用你们太多时间。这段话虽不算醍醐灌顶，却成了我日后编辑生涯中推己及人的共事准则，以至在某高校讲授编辑学时，我信口将这段话说成是当好编辑的引路灯和座右铭。
生活中的潘老师也是这样，遇事不乱，处理有方。他那时带着读小学的儿子志良住在红三楼的单间宿舍，那里面积虽小，但收拾得井井有条，每户门前都有一只煤炉和简单炊具。我们有一位入学前当大队书记的同学，一次，乡亲们来看他时拎了四只小公鸡，这位同学哭笑不得，一筹莫展。我是当作笑话讲给潘老师听的，哪知潘老师一脸认真，说拎过来，我帮你们处理。我们跟着他回到宿舍，他拉开自己和邻居家的煤炉炉门，烧水、宰鸡、煺毛、爆炒……不长时间，两锅红烧小公鸡盛了一大脸盆，捧到了我们当天的学生餐桌上。印象特深的是，潘老师近50年前用的工具是工友邻居打理树枝的大剪刀，类似我们今天在电视广告上常常见到的那种时尚的厨用剪刀。
打桥牌，是我们都到了南京工作后的事情。1980年，我从南通调来南京，次年，潘老师从扬州调来南京。两人都在省级机关工作，宿舍和单位都靠得很近，在一位同是单身在宁工作的朋友教练下，我们玩起了桥牌。桥牌与象棋、国际象棋及围棋一样，被称为是一种智力竞技运动。它以逻辑、策略、协作和规则为要素，基本排除了常见纸牌游戏中的运气成分。一副54张的扑克牌，去掉大小王，南北、东西四人各持13张纸牌，通过叫牌确立主打庄家，在叫牌、打牌的过程中斗智斗勇，庄家要拿到或超出自己叫牌时设定的分值，防守方要使出浑身解数破坏庄家的成局。潘老师的性格和作风在桥牌牌技上体现得非常充分，进攻时凌厉坚决，全局在胸；防守时智慧机巧，滴水不漏。他还常常在缺少AKQJ等大牌的情况下，发挥长套小牌的作用，用阻击叫牌的方略，转守为攻，让对手在手握好牌的情况下，被动挨打，痛失好局。潘老师和他的搭档曾经获得过全国桥牌通讯赛（江苏赛区）南北组第一名，他本人也两度兼职江苏省桥牌协会会长。
一场桥牌的较量不是须臾就能分出胜负的，一般都要打满24副牌，才能在分值上见出高低。我们单身在宁时，晚上和周末都是切磋牌艺的黄金时间。家庭迁来南京后，矛盾发生了。一次，因为打牌，我回家晚了，引爆空前激烈的夫妻争吵。三年级的女儿吓醒之后，立即给“潘爹爹”家打电话。潘老师骑自行车赶来，确认暂时灭火了之后，对我说，早点休息，明天8点半前到他办公室。次日早晨，我准点到达，潘老师说，他9点有重要会议，只问我一句话，有没有到非离婚不可的地步？我断然回答，为了孩子，没有！潘老师非常干脆，那好！回去闷头买三天菜，烧三天饭，一切都会云淡风轻。临出门时又叮嘱，记住，今后挨唠叨时就闭嘴，女性吵架时，往往是不讲道理的。
果然，照此良方，三天过去后，不，30多年过去了，我的家庭生活虽不至日日云淡风轻，祥和一片，但一直和风细雨，平安度日。所以，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也衷心祝愿已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潘春林老师，继续担任桥牌协会会长，协调处理好里里外外的大事小事。
作者简介：
泰州溱潼人，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作品多为报告文学和纪实类散文。
《扬州晚报》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