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恂(1807—1892)，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储运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户两部侍郎、尚书，官居户部、工部、吏部、兵部四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全权大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董恂,清朝末年,官至户部尚书
为官清廉，忠正耿直。在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俄、美、英、比利时签订通商条约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随机应变、风度儒雅、正气凛然，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在所著《慈禧全传》中这样提到董恂：“董恂字韫卿，扬州人，人极聪明，博览群籍，而在讲理学的人来看，他搞的是‘杂学’。当然像他这样的人，必定自负，与人交接，傲慢不礼，所以有个外号叫做‘董太师’，是把他比作董卓。‘董太师’以户部侍郎在总理通商衙门行走，有一套‘正人君子’所不屑为的花样跟洋人打交道，颇受恭王的赏识。”董恂在同列强的周旋中，既讲求礼仪而又不失原则，可谓是“识时务者”。同治十年(1871)，镇江海关查获漏税洋船。根据规定，应予驱逐。董恂闻之，怒不可遏。遂召见英驻华使节，严词斥责，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英使“气夺语塞”，被迫按章办事，洋船狼狈而去，国人闻讯，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多才多艺、尤工书法。他是英诗汉译第一人。据钱钟书先生说，中国可考的最早的文学翻译者，是董恂。他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所译的英国著名诗人朗弗罗的《人生颂》，先于梁启超译作《佳人奇遇》以及林纾的译作将近三十年。
董恂擅长书——尤其是隶书，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书徐玉丰撰《重建万寿宫记》，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书蒋超伯撰扬州《重建平山堂记》，光绪五年(1879)七月，为北京有声画楼书楼外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俱有情，”字体清丽洒脱，仙风道骨，乃书中上品。其书一出，京城临摹着无数，一时洛阳纸贵。
董恂笔耕终生，著作等身。先后著有《随轺(yáo)载笔七种》、《楚澶(chán)江程》、《荻芬书屋诗文集》和《手订年谱》等近百卷。
董恂一生别无他好，惟爱书如命。为官数十载，公余手不释卷。退隐山林，耄耋之年以“还读我书”名其屋。82岁高龄，臀无肉，不能久坐，则卧床而读。84岁还重金购买阮元编纂的长达1408卷的巨著《皇清经解》，日夜研读，可谓一息尚存，读书不辍。
运河骄子、心系家乡。身居京城的董恂，心里却时时惦念着千里之外的家乡。惦念着那些洪水肆虐下而流离失所的父老乡亲，1852年董恂奉命负责江南漕运，经过家乡为运河东堤的镇水铁作铭词：“淮水北来何泱泱，长堤如虹巩金汤，冶铁作犀镇甘棠，以坤制坎柔克刚，容民畜众保无疆，亿万千年颂平康。”
邵伯铁牛
他热心乡里慈善事业，捐资博爱堂，创建恤嫠会。收养了无数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他曾捐出自己的养廉金2000两白银，倡建邵伯河西大街，并以遒劲的隶书，为其命名“参府街”。咸丰五年(1855)，董恂出于对故乡的热爱，有感于“目穷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立志编撰家乡志《甘棠小志》。该志史料翔实，文采飞扬，详尽记叙了古镇一千余年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庵观寺庙，名胜古迹和历代骚人墨客吟咏邵伯的诗词歌赋，为家乡后人收集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深受人们的喜爱。北京、上海、广州乃至美国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邵伯人更以拥有一本《甘棠小志》为骄傲。将她视为家乡的“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甘棠小志
光绪十八年(1892)，董恂溘然长逝于北京尚书府，终年86岁。肃然的灵堂高悬一付挽匾“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中云“还读我书”。此乃董恂临终前自书自撰的挽联。其高尚人品，豁达的胸怀于此可见一斑。光绪皇帝亲赐祭文，赞誉“董恂性行纯良，才能称职……，名垂青史，聿昭不朽之荣”。
位于邵伯镇的董恂读书处
目前位于邵伯南大街的董恂读书处已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邵伯镇政府对其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将布置为董恂纪念馆进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