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研究 | 姜师立 ：大运河水神信仰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中国大运河通过对沿线人民生活方式的塑造，成为沿线人民的母亲河，这使得运河沿线居民 的民俗文化与大运河密切相关。大运河是借水行船的，千百年来，逐水而行的船民和枕水而居的 沿岸居民形成了与水相关的水神信仰，并通过运河这一广阔的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研究大运河 的水神信仰对了解大运河文化，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那么，千百年来都有哪些水神曾在大运河上接受沿岸百姓和水上人家祭祀呢？人们到底是在信什么？笔者经过研究，发现运河水神信仰主要有三个来源。 

治水名人最早的要上溯到神话时代的共工和大禹。传说中的共工氏活动在今天河南西部伊水和洛水流域，共工治水采用“高处铲平，低处填高”的治水方法。大禹治水的故 事比共工治水的史载和传说更多。《史记·夏本纪》用了约 3000 字详细描述大禹和大禹治水的过程。《史记·夏本纪》中叙述：禹总结了父亲鲧治水未成的教训，放弃了父亲鲧一味重视堵水的方法，采用开山辟谷疏导洪水的方法。大禹重视实地勘察和总体规划，带领官民开发九州土地，辟通九条河流，开凿了包括人工运河在内的大量水利工程，建立起了疏川导滞的河网和初期的农田排灌工程体系，奠定了四百年夏朝的基础。后人将大禹奉为水神。在会通河畔的山东泰安市宁 阳县堽城坝附近今天还有纪念大禹的禹王庙。而开凿大运河最早一段古邗沟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和汉代开凿运盐河的吴王刘濞，则被扬州人民奉为运河水神，历代以来受到扬州人民的祭祀。如今，在扬州城北侧的古运河畔仍建有邗沟大王庙，供奉着二位大王。而在永济渠（卫河）畔的河 南滑县道口古镇的大王庙则供奉了明代黄守才、张居正、战国李冰、清代朱之锡等四位治水人物 和南宋谢绪演变的五位水神。山东济宁南旺分水龙王庙则是为了纪念明代修建南旺枢纽的治水官员宋礼和民间治水能人白英而建的。 

运河沿线供奉的最多的金龙四大王谢绪即是道德典范演变而来。谢绪为在南宋灭亡时期自杀殉国的杭州人士，之后演化为“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信仰最初兴起于民间，后因迎合国家的祭祀政策，逐渐由民间护佑漕运的水神上升为国家祭祀的黄河和运河之神。关于金龙四大王谢绪其人，宋末元初人徐大掉在《极余录》中记载：谢绪，会稽人，秉性刚毅，以天下自任。咸淳辛未，两浙大饥，尽散家财振给之。知宋巧将移，构建云亭于金龙山祖院，隐 居不仕⋯⋯未几，国亡，绪北向涕泣，再拜曰：“生不能报效朝廷，安忍苟活。”即草一诗方：“立 志平夷尚未酬，莫言心事付东流。沦胥天下谁能救，一死千年恨不休。湖水不沉忠义气，淮肥自愧破秦谋。茹溪北去通胡塞，留此丹心灭虏酋。”吟毕，赴水死。 

淮扬运河沿线的露筋女也是道德典范化身的水神。传说露筋女生于唐代末年，姓名籍贯不详。一年夏天，她与嫂嫂二人步行去高邮，行至露筋，电闪雷鸣，大雨滂沦。就在四处寻找避雨之处 时，只见河堤旁有一茅草棚，嫂嫂就上前要求借宿，里面的单身男子，特地将自己的床腾出来， 自己却用一张芦席睡在地上。姑娘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坚决不肯进屋投宿；嫂嫂也劝她不过，只好由她去了。姑娘疲惫不堪地独自睡在门外，身上嘬叮着黑压压的大片麻蚊。东方既白，嫂嫂开门一看，姑子耷拉着脑袋，停止了呼吸，身上的每一根筋都像一条条蚯蚓般地暴起。后来，当地人为颂扬她的贞节，在她死去的地方兴建了露筋祠，称她为露筋女，并立碑刻石，以昭后人。后人将露筋女作为运河女神供奉，凝聚着渔民们祈求平安的心愿。 

在淮扬运河沿线就有从道教演变而来的“九牛二虎一只鸡”镇水神兽信仰。传说道教始祖老子炼丹得道后，骑一头青牛升天而去。在人间留下九头牛，二只虎和一只鸡，保护着山林湖泊不再遭灾。明代就有刘伯温设“九牛二虎一只鸡”镇洪水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公元1701 年，为镇住洪水，康熙皇帝命人用生铁铸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鸡”，将它们分别放置在高良涧、龙门坝、高堰坝、马家港、清江浦、清水塘、中河、清口、郭家嘴、马棚湾清水潭、邵伯更楼等淮扬运河的险要河段上。有人说，这“九牛二虎一只鸡”的组合，也表明了康熙皇帝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消除运河水患的决心。 

在扬州古运河畔有一座普哈西墓园，里面供奉着阿拉伯人普哈丁，他也被运河上的人们奉为保佑行船安全的水神。普哈丁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据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裔孙，在国内颇有声望。南宋咸淳年间（公元 1265~1274 年）来到中国扬州，弘扬伊斯兰教，扶弱济贫，广交朋友。普哈丁主持修建了著名的仙鹤寺，与杭州的凤凰寺、泉州的麒麟寺、广州的狮子寺齐名。普哈丁在扬州待了十年，其间他曾回西域三年，后又来到我国的津沽、济宁等地传教。1275年7月，他乘船沿运河南下，于当月19日抵达扬州，黎明时在船中归真。根据他生前遗愿，后人将他安葬在运河东岸的土冈上。这座墓园最初是专为安葬普哈丁而修建的，穆斯林尊其为先贤墓。因坐落在运河边，普哈丁在运河沿线也颇有名气，因此运河船民经常前往普哈丁墓园祭拜，祈求平安。 

 生活在大运河两岸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运河舟楫、水产等恩惠，另一方面也承受着运河暴虐、泛滥的种种苦难。因此，运河沿岸的人们对与自己生存息息相关的运河，产生了敬畏崇拜之情，多种形式的漕运保护神祭祀活动都表达着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

水旱灾害的频发则导致民间治水神和祈雨神信仰的盛行。当时科技的落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人们在灾害面前，往往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于是便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祈求水患平息或普降甘霖。发大水了，人们去祭祀河神；遭遇干旱，也去祭祀河神；船要过闸河，更去祭祀河神。利用祈祷和祭祀河神平息水患、祈求降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看来，这也是河神最为基本的职能。和漕运官员祈雨济运不同，地方官员祈雨则主要是为了农业生产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虽然水神信仰活动对防治水旱灾害不可能有直接的帮助，但却也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更多的是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或意识。求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增强抗灾的信心和决心，起到安定人心、组织动员的作用。运河是漕运的载体，而漕运是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经济命脉。漕运官员及运河沿线地方官员之所以崇敬和祭祀金龙四大王、妈祖等水神，其目的也是希冀水神显灵，保佑漕运畅通。所以每当运道淤塞、漕运受阻之时，往往就是河神信仰盛行之时。 

大运河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带来信仰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大运河的文化传播功能带来运河水神信仰沿运河流域的大范围传播。如妈祖信仰是从海运之神转到运河的，妈祖又称天妃、天后，相传原本是五代时期福建莆田沿海一带的普通农村女性，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被奉为地方神灵，并随着海上贸易的盛行而在我国沿海地区迅速传播，逐步成为从事海上贸易的水手和商人们的保护神。元代时海运是漕粮转运的重要方式之一，由于天津是海运的北方终点，故漕粮运往天津后需沿北运河、通惠河方可抵达大都城。在这一过程中，海神妈祖信仰也逐渐在京津冀地区传播开来。自明永乐年间大运河再次疏浚开通后，沿线城市商贸发展迅猛，善于经商的福建商人也将妈祖信仰传播到运河沿线。妈祖信仰的另一个传播路径就是由南方的宁波顺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淮扬运河向北沿线传播，因为宁波是大运河的入海口，既有海运也有运河航运，宁波的庆安 会馆即是妈祖庙。 

金龙四大王信仰带有很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漕运大军、商人成为传播信仰的重要媒介。台 湾学者蔡泰彬在《明代漕河四险及其守护神——金龙四大王》一文中认为金龙四大王信仰在元朝已是江南民众普遍崇奉的水神，明清时期随着漕运兴盛而从江南地区逐渐传入江北运河沿岸各州 县。申浩的《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民间信仰现象》一文也重点对信仰起源进行了考究，认为金龙四大王最初是在明代江南地区形成，随着政治中心北移，漕运的目的地变成北京， 这一信仰沿运河传播到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如大运河徐州—淮安段，黄运关系最为复杂的区域便是金龙四大王信仰的中心祭祀区。而以治水英雄为原型的大王庙、龙王庙也随着运河传播，分布到永济渠、通济渠、会通河、中河、淮扬运河沿线的广大地区。 

运河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包容，运河流域由于文化的交流增多，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人们包容性更强，这种包容使运河沿线的人们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一神论的多神论，以道教为基础的多神论的信仰使运河水神的多源出现成为可能。同一条大运河，不同的地段，信仰的河神是不同的，有些河段更出现“诸神”并列的情况。南方的水神随着大运河的流淌，影响力一路向北，北方则同样有自己的水神，在大运河上供奉各路神仙的庙宇都有。因此，大运河沿线区域不仅是一条繁荣的商品经济带，同时也是一条密集的水神祭祀文化带。 

学者胡梦飞认为：除了释放漕运、水旱灾害等带来的心理压力之外，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官员，敬神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向封建统治者报功。古代社会即使是封建统治者对各种神明也崇敬有加。凡事只要和神明扯上关系，无疑会变得更有说服力，更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认同和响应。只要偶尔有祈祷“灵验”的时候，比如拜神之后，恰巧真来了一阵大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帮助漕运船只顺利通过。那么，漕运官员就会上奏朝廷，请求对神灵进行褒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理漕活动得到了神灵的眷顾和佑助，在彰显自己理漕功绩的同时，也更易获得统治者的褒奖和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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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16日第006版 

作者：姜师立，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扬州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